众盈易配文史丨中国人为何如此重视“礼”？

自古以来，中国便被誉为礼仪之邦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“礼”，遍及社会各层面，从国家典礼制度、人际交往到个人修身养性众盈易配，无处不在。中国人的礼与理等同，是人与社会行事的道理。中华之礼，从实践层面上升到思想探索层面，对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。今天，我们带您了解中国人讲“礼”的历史渊源。

中国缘何走上“礼治”之路？

上古时代，世界各国的治国方式主要有两种，一是宗教式，二是强权式。究其本质，前者是从精神上控制民众，后者则是从肉体上威逼民众。然而中国却走出了一条截然不同的道路：礼治，即用礼教育民众、管理国家的治国之路。其原因何在？孔子在《礼记·礼运》中作出解释。

孔子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高度，综观中国历史，将社会发展的全过程分为三大阶段：大同，小康，大同。一头一尾都是大同，前一个大同是指尧舜时代，私有观念尚未产生，天下为公，凡事都要经过部落联盟公议，属于“原始共产主义”。后一个大同是指人类的终极理想时代，人类的道德水平与物质生产能力都达到最高水平。两个大同之间是“小康”，是私有制主导社会的时期。公有制瓦解、私有制出现，始于夏代，“父传子，家天下”，是这一历史转折的标志性事件。社会资源变为个人财产，人的私欲被极大地刺激起来，各种争斗随之而起，若不能得到有效制约，人类社会将岌岌可危。孔子指出，所幸的是，夏商周三代出现了禹、汤、文、武、周公这样的“圣贤”，他们通过制定合于道德理性的“礼”，一方面努力阻止文明“雪崩”般地滑坡，另一方面积极弘扬社会正义，引导社会向上，这就是礼的历史作用。

夏商之礼，最初可能只是某些祭祀神明的仪式，或者是对贵族行为的若干匡限，影响有限。及至西周，周公鉴于殷纣王无道亡国的教训，认识到人当“自求多福”“至治馨香，感于神明。黍稷非馨，明德惟馨”的道理，提出“德治”的理念。要使社会长治久安，就一定要“纳上下于道德，而合天子、诸侯、卿、大夫、士、庶民以成一道德之团体”，国家“非徒政治之枢机，亦道德之枢机也”。周公乃以道德为核心，全面制定国家典制与社会生活规范，希冀为千秋万代提供立国行政的法则，“礼”则是其总称。“周之制度典礼，实皆为道德而设”，史称“制礼作乐”。这是思想与政治领域里一场真正意义上的革命。

“三礼”是礼义之邦特有的学术著作

得力于周公“制礼作乐”的强大推动，周代社会出现丰富多彩的典礼仪式，从《诗经》《左传》《国语》等文献看，有冠、婚、丧、祭、朝、聘、飨、射等种种名目，渗透于社会的各个层面，滋润着中国人的精神世界。最初，这些典礼仪式可能是借用民间的某些习俗流程作为外壳，将人文精神作为内核植入其中，经反复打磨而逐渐形成，并非有固定的礼制文本在先，属于“活态传承”。春秋季世，王纲解纽，天下大乱，不少原本盛行于世的典礼仪式渐次失传，礼乐文明面临灭顶之灾。但是，“风雨如晦，鸡鸣不已”，正是在这一文献衰颓的背景之下，孔子及其弟子等整理与撰作的《礼》和《记》相继面世，周代典礼仪式走上了文本化的路径。其后，随着《周礼》出现，周代礼乐文明的理论形态得以呈现于世。

《礼记·杂记上》说：“恤由之丧，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学士丧礼众盈易配，《士丧礼》于是乎书。”鲁国的贵族恤由去世，国内竟然无人知道如何为之举行丧礼。鲁哀公便派孺悲去向孔子请教，并作了详细的记录。此即《丧服》《士丧礼》《既夕礼》《士虞礼》四篇得以成文的缘起。其后，孔门弟子又陆续完成《士冠礼》《士昏礼》等十三篇“礼”，一共十七篇，合为一书，总名为《礼》，与《诗》《书》《乐》《易》《春秋》并称孔子“六经”。《汉书》的《艺文志》《景十三王传》都称此书为《礼》。其后，汉人为了表示对孔子手订经典的尊重，在《六经》之名后都加一“经”字，如《诗经》《易经》《春秋经》等，故《礼》亦称《礼经》。晋元帝时，荀崧在所上奏疏中用《仪礼》之名称《礼经》，唐开成年间石刻《九经》因之，此后相沿不变，《仪礼》遂成定名。

《仪礼》中的《士冠礼》是“士”的成人礼，周代男子二十岁成年，届时家庭要为之举行表示成人的加冠礼。《士昏礼》记载士成婚的“六礼”，即纳彩、问名、纳吉、纳征、请期、亲迎等六个仪节。《乡饮酒礼》是乡人通过献酒与演唱《诗》等形式，表达尊老养贤之意的仪式。《乡射礼》即乡人定期在州立学校习礼比射的过程，是世界上年代最早、最完整的体育比赛规程。彰显古代东方“观德于射”，重视人的全面发展、内外兼修的人文风范。《大射》是诸侯与群臣的射礼，君子之争，庄敬高雅，与乡射礼交相辉映。《聘礼》记载诸侯派遣卿聘问侯国的全过程，其所表述的外交对等的原则，与当代外交礼仪高度契合；《觐礼》是诸侯在秋时朝见天子的礼仪，两者是迄今为止我国年代最早的成文外交礼仪。《燕礼》是诸侯与卿大夫燕饮的礼仪，《公食大夫礼》是诸侯以食礼款待他国前来聘问的大夫的仪式，对后世宴饮礼仪影响很大。《特牲馈食礼》是士于岁时在宗庙祭祀的礼仪，《少牢馈食礼》《有司彻》是诸侯的卿大夫于岁时在宗庙祭祀的礼仪，详细记载了宗法社会祭祀活动的全过程。等等。

《仪礼》所载，尽管不是周代礼仪的全部，但已包含士、大夫、卿、诸侯等相关的诸多仪式，犹如一幅古代社会长卷，是研究古代伦理思想、生活方式、时代风尚等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料。《仪礼》为名物度数之学，阅读障碍较多，韩愈曾感叹“《仪礼》难读”。

“六经”是中国古典文化中最富哲理的载体，然而文古义奥，后人不易卒读，故有辅助性的读物出现，如《易》有《十翼》，《春秋》有《左氏传》《公羊传》《谷梁传》（合称“《春秋》三传”），而《礼》则有《记》。《礼》仅记冠婚丧祭诸礼的“礼法”，而不及“礼义”，是一大缺憾。孔门弟子及再传弟子，乃围绕《礼》的文本，以及儒家的政治理想、治国方略、天人关系、典章文物、日常礼仪等方面展开多角度、多层次的研讨，旨在探究礼乐文明奥蕴。这些研究成果多以单篇的形式流传于社会，并广为传抄。1996年，在湖北荆门郭店乡出土的楚简，以及上海博物馆从香港购得的楚竹书中，都有《缁衣》一篇，其文字与流传至今的《礼记·缁衣》几乎全同。其后，香港著名学者饶宗颐先生亦从古玩市场购得数枚《缁衣》楚简，以上钞件，当出自同一祖本。江汉平原远离中原，而《缁衣》如此频频面世，足以窥见当年之“《记》”传播之广。

《汉书·艺文志》说，汉初民间流传的“记”有“百三十一篇”。《隋书·经籍志》说刘向考校经籍时，又获数十篇《记》，总数达“二百十四篇”。因数量太多，且精粗不一，东汉时出现两种选辑本，一是戴德的八十五篇本，习称《大戴礼记》；二是其侄戴圣的四十九篇本，习称《小戴礼记》。《大戴礼记》流传不广，研习者寥若晨星，到唐代仅存三十九篇，《隋书》《唐书》《宋史》等史乘的《经籍志》甚至不予著录。《小戴礼记》则因郑玄为之作了出色的注而畅行于世，故后人径称为“《礼记》”。唐人所作的《五经正义》，用《礼记》替代《仪礼》，与《仪礼》地位发生逆转，直接跻身“经”的行列，成为“三礼”中最显赫的经典。

《礼记》以思想隽永、说理宏通见长，但亦不乏细节描述，可谓既有规模之大，又有节目之详，故历来被认为是沟通《仪礼》与《周礼》的桥梁；全书以语录、条记、议论为主要形式，内容贴近生活，文字相对浅近，读者容易上手，故受到广泛欢迎。读《礼记》的重要意义在于解读《仪礼》。《仪礼》各篇的体例，是记载礼仪的过程，故不涉及仪节背后的礼义，而《礼记》的《冠义》《昏义》《乡饮酒义》《射义》《燕义》《聘义》等篇侧重讲解礼义，将其与《仪礼》的《士冠礼》《士昏礼》《乡饮酒礼》《乡射礼》《燕礼》《聘礼》对读，即可得见诸礼之真谛。

汉初，政府宣布废除秦朝的“挟书之律”，鼓励民间献书。据《汉书·景十三王传》记载，景帝、武帝之际，河间献王从民间征集到一批“古文先秦旧书”，内有《周官》一种。此书原由《天官》《地官》《春官》《夏官》《秋官》《冬官》等六篇构成，此书面世时，《冬官》已佚，政府“购以千金不得”，汉儒乃用性质与之相近的《考工记》补其阙。此书旋即被入藏于“秘府”，即皇家图书馆。王莽时期，《周官》被改名为《周礼》，列入儒家经典，一跃而居“三礼”之首。然而，关于它的成书年代，古今学者聚讼不已，有周公手作说、西周说、春秋说、战国说、秦汉之际说、汉初说、刘歆伪造说等意见，成为著名的学术公案。不过，且不论其内容，此书撰作年代再晚，亦是汉代的作品，其学术价值依然不容小觑。

宇宙以天、地、东、南、西、北四方“六合”为框架，四方与四季对应，故《周礼》以天官、地官、春官、夏官、秋官、冬官为朝廷官制的框架。六官各掌一职，共襄国政：《天官》的首长是冢宰，掌管邦治，总御百官；《地官》的首长是大司徒，掌管民政与教育，负责安定万民；《春官》的首长是大宗伯，掌管典礼，祭祀天神、地祇、祖宗；《夏官》的首长是大司马，掌管军事，统辖军队，平定邦国；《秋官》的首长是大司寇，掌管刑法，审理狱讼；《冬官》的首长是大司空，负责工程营造等。六官分管一方，每官之下各辖六十属官，总数为三百六十，恰好与周天三百六十度的度数吻合。可见，“周官”一名乃是“周天之官”之意，是将国家政体与宇宙法则对应，希冀能垂范于千秋万代的经世大法。六官共治，乃是以儒为主，吸收法、阴阳、五行思想而成。《周礼》作为一部用于治国的官制体系，不少政治家将它用于治国，甚至当作变革朝政的依据，如六朝的宇文周革典、北宋的王安石变法等，都是其例。

“三礼”是中国这一礼义之邦特有的学术著作，其在漫长的礼乐文化实践中，自然而然形成，真实地记载了中华民族的生活状态与思想世界众盈易配，极为宝贵。

“三礼”对中国历史与文化有何重要影响？

《仪礼》是孔子所定“六经”之一，因此具有很高的权威性。汉代以后，皇室的诸多礼仪，如皇太子冠礼、公主婚礼等，多参照此书制定。《仪礼》中的乡饮酒礼、乡射礼，亦曾长期流行于全国各地，直到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，政府经费严重不足，方才停止。

《仪礼》所记古代宫室、车旗、服饰、饮食、丧葬之制等极其详尽，考古学家在研究上古遗址及出土器物时，每每要质正于《仪礼》一书的名物。此书还保存了相当丰富的上古语汇，为语言学、文献学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史料。

唐代佛教、道教盛行，信众遍于国中。儒家为捍卫中华本位文化，将《仪礼》中的冠、婚、丧、祭四礼加以简化，作为中国人“人生礼仪”的核心，推行到士庶阶层，以此与佛教、道教文化抗衡，取得极大成功，不仅成为中国人文化认同的基本要素，而且远播到朝鲜、日本、越南等国家，推动了当地社会的人文进程。

《礼记》一书内容广博、精深，涉及儒家文化的所有方面，要真正了解中华文化，不能不读《礼记》，以下略举数端。

儒家的终极奋斗目标是建立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，孔子关于这一思想的权威论述，见在《礼运》篇。《乐记》是我国最早的儒家音乐理论著作，此文对音乐的缘起、功用、学理等进行深入分析，提出“声、音、乐”三分的理论，倡导以“德音雅乐”教化民众、移风易俗，影响极为深远。《学记》是儒家教育思想与教育理论的经典之作，提出“先王建国君民，教学为先”的理念，将教育作为立国之本；认为“玉不琢，不成器；人不学，不知道”，主张通过教育培养人的品德，提升人的思想境界；并提出“尊师重道”“教学相长”“启发式教学”等一系列影响至今的教育原则。《大学》是“孔氏之遗书，而初学入德之门也”，于此篇可见古人为学之次第，即明明德、亲民、止于至善等“三纲领”与格物、致知、诚意、正心、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等“八条目”。关于《中庸》，程子说：“不偏之谓中，不易之谓庸。中者，天下之正道。庸者，天下之定理。”朱子说，此篇所记，乃是“孔门传授心法”，是中国人修身养性的指南，宋代起被收入“四书”，影响最为深远。《儒行》记孔子列举的儒者容貌、备预、近人、特立、刚毅、自立、仕、忧思、宽裕、举贤援能、任举、特立独行、规为、交友、尊让等十五种高尚德行，皆足以激浊扬清，砥砺士风。《王制》追记古昔先王封国、职官、班爵、授禄、养老、祭祀、丧葬、刑罚等的法度，以及建立成邑、选拔官吏以及学校教育等方面的制度。强调政府的责任是保障公众的权利，维护社会的正常秩序等，是认识与研究古代典制与治国思想不可或缺的珍贵史料。《月令》记载周代一年十二个月的天象、物候、农作、祭祀、政令等，有“中国最早的黄历”之称。

《礼记》多格言与警句，如人的修养有“四戒”：“敖（傲）不可长，欲不可从（纵），志不可满，乐不可极。”傲，是内心矜慢，“满招损，谦受益”，傲慢者必败。人都有饮食男女之欲，但不可纵欲。人各有志意，须知“器满则倾，志满则覆”的道理。快乐为人情所不能免，但当知自我节制，否则会乐极生悲。牢记这“四戒”，即可保持低调谦退的行事作风。其中还有“在官言官，在府言府，在库言库，在朝言朝”，“朝言不及犬马”，“公事不私议”等职业守则。

《周礼》所见职官制度，体大思精，宏纤毕贯，读罢每每令人浩叹，其中涉及古代政治、宗法、文教、军政天文、历法、刑罚、货殖、封疆、舆地、营作等领域，历代注疏家与研究者又不断加入新材料，故极富研究价值，研究古代历史与文化，常常会追溯到此书。

《周礼》对古代中国官制的影响之大，罕有其匹。南北朝时期开始萌生中央的吏、户、礼、兵、刑、工“六部”之制，就脱胎于《周礼》六官，其后成为历朝官制的主干，沿用千年不衰。《周礼》的许多规制亦为后世所遵奉，如元、明、清三朝的都城，就是严格按照《周礼》“面朝后市，左祖右社”的格局来规划的，天子站立在太和殿之上，面朝南治理国家；王后面朝北管理京城的市场；太和殿左面是祖庙，右面是社坛。北京城里天坛、地坛南北呼应，日坛、月坛东西相对的格局，亦是取自《周礼》。掌握朝政者，都必须认同《周礼》的这套布局，否则就不会被百姓接受。

《周礼》对经邦治国的方略有许多精彩设计，可资治国理民者借鉴。如官制体系的设计，详密而合理，为上古文献所仅见。清末经学大师孙诒让盛赞《周礼》说，自黄帝、颛顼以至西周文、武二王的“经世大法，咸粹于是”，总括了五帝、三代的为政精华。历史上援《周礼》典制和建国思想推行变法的不乏其人，如西汉末的王莽、北周的宇文周、北宋的王安石，都堪称典型。孙诒让在国势危殆的清季作《周官政要》，认为《周礼》的行政体制与经世思想均可用于经世济民，许多理念十分超前，故他试图用《周礼》重振国政。

礼乐文明是中华民族独特的文化形态与发展之路，它基于对人性本善的认识，以及对道德理性的坚定信仰，希冀通过作为理性制度的“礼”推出的典章、仪式、规范等，引导与匡正国家、社群、家庭与个人的发展方向。“三礼”是礼乐文化的理论形态，是中国古代文明的“富矿”。弥漫于举国上下的礼乐文明，对于凝聚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，造就全民的文化性格等，提供了理性的依据与外在的范式，润物细无声。

（作者为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、博导彭林。原文刊发于《人民论坛》杂志2025年第11期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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