打了一辈子胜仗，最后一战栽了。
这不是故事，是历史里真实发生过的事。
而且不止一次。
那些威名赫赫的将军，有人因为一场败仗身败名裂，有人因为一次投降从此万古骂名。
他们的一生，就这么被最后一幕定格了。
于禁：三十年打出来的地位，一场水灾全毁了
先说于禁。
跟着曹操从创业期就开始打仗。战陶谦、斗吕布、击张绣、破袁术、擒吕布、败袁绍，一路下来，于禁基本是独领一军、所战皆克的存在。 不是偶尔赢，是一直赢。
到了公元216年，曹操称魏王，论功行赏。所谓"五子良将"里，于禁是唯一一个做到左将军的，也是唯一一个获得"假节钺"的。 什么叫假节钺？就是在战场上可以代天子行事、不需请示就能斩杀违令者的权力。这个权力，刘备那边只有关羽有，曹操这边只有于禁有。
三十年打出来的位置，整个曹魏异姓将领里排第一。
然后，公元219年，秋天来了。
关羽北伐，打樊城，曹操派于禁去救。七军，三万多人，星夜出发。
谁都没想到，汉水到了八月，连续十几天暴雨，直接溢出来了。《三国志·于禁传》写得很干脆："秋，大霖雨，汉水溢，平地水数丈，禁等七军皆没。"
不是打败的，是被淹的。
平地水深数丈，七军将士有的淹死，有的在水里挣扎，有的爬上土坡等死。 于禁和庞德都登上了高处，看着四面全是水。然后关羽来了，坐着大船，居高临下。
庞德死战不降，最终被俘，拒绝投降，被关羽杀了。于禁，投降了。
仗可以输，但投降是另一回事。 曹操听说之后，说了一句话，大意是：我跟于禁相交三十年，没想到临到头了，他还不如庞德。这句话，等于是曹操亲自把于禁钉在了耻辱柱上。
后来关羽败亡，于禁落到东吴手里。在东吴，虞翻这些人对他百般侮辱，连孙权出行，于禁和孙权并排骑马，虞翻都要出来骂他，说他是败军之将，无资格与主公同列。
被孙权遣返曹魏之后，曹丕表面上好言安慰，私下里却做了一件缺德事——让人在曹操陵墓的墙上，画了三幅画：关羽得胜，庞德宁死，于禁跪地投降。
于禁去祭拜曹操，看见那三幅画，当场就垮了。
没多久，死了。
史学界后来有人替于禁翻案，说他投降不是贪生怕死，是为了保全三万士兵的性命。毕竟不投降，就是全军覆没。庞德可以死，因为他是副将，他没有责任；于禁是主帅，他要为那三万人负责。 这个说法有道理，但历史没给他留下申辩的机会。
打了三十年，毁于一役，毁于一个"降"字。
高仙芝、封常清、哥舒翰：三个名将，一场连环悲剧
这三个人的故事要放在一起说，因为他们是被同一场乱世前后卷走的。
先说高仙芝。
他是大唐在西域真正的战神级人物。 攻灭小勃律国，俘其国王，使七十二国归附；击破揭师国，俘朅师王；攻打大食控制区，与大食军队正面交战。整个过程里，他展示出的山地行军能力，被后来的英国探险家拿来和汉尼拔、拿破仑并列讨论——那还是"欧洲中心论"盛行的时代，能被欧洲人这么抬举的亚洲将军，没几个。
封常清是高仙芝提拔起来的。跟着高仙芝干了一系列令人难以置信的任务之后，他独当一面，攻灭大勃律国，扬威克什米尔。
公元755年，安禄山在范阳举兵。
高仙芝和封常清当时都在长安。两人被推上前线，但问题来了——他们的精锐边兵在西北，不在手边。封常清只能临时在洛阳募兵，拿着一堆乌合之众去迎战骁勇的叛军。
这仗没法打。失利之后，二将放弃洛阳，退守潼关。
守潼关，等援军，是当时唯一正确的选择。 没有之一。后来哥舒翰接手之后，得出的结论和他们一模一样。但唐玄宗不这么想。
宦官边令诚在皇帝耳边吹风，说两位将军弃城逃跑、扰乱军心。唐玄宗信了。
诏书下来，就地斩首。
封常清、高仙芝就这么死了。 史书记载，行刑那天，军中将士齐声高呼："冤！"这两个字喊出来，什么都晚了。哥舒翰接过了烂摊子。
他本来已经"退休"了。中风，半身不遂，在长安养病。朝廷没人用了，把他搬出来。一个行动不便的病人，国家一召唤，二话不说就去了，这份忠勇，不该被抹去。
到了潼关，哥舒翰判断形势：和封常清、高仙芝的结论一样，守，等援军。二十万大军，据险而守，叛军攻不进来。
但杨国忠在皇帝耳边说，潼关守将手握重兵，万一有异心怎么办？唐玄宗开始催战。哥舒翰上书反对，皇帝不听，催得更急。
哥舒翰知道怎么回事。再不出战，他的下场就是高仙芝和封常清。
公元756年夏，他大哭着出了潼关。
灵宝之战，中伏，大败。退回潼关途中，部下哗变，把他捆了，献给了叛军。
安禄山亲自出来羞辱他，问他：你以前这么瞧不起我，现在怎么说？
哥舒翰跪在地上，说了一句让人不忍卒读的话：臣肉眼不识圣人。
他投降了。但投降也没有保住性命。 安庆绪逃亡前，顺手把哥舒翰杀了。
后来唐肃宗追赠他太尉，谥号"武愍"——武，是认可他的战功；愍，是感慨他的遭遇。这两个字，算是给了他一个相对公道的结论。
但在大众记忆里，哥舒翰的最后形象，是跪在安禄山面前那个白发苍苍、满身病痛的老将军。
三个人，三场悲剧，根子都在同一个地方：皇帝的猜忌，和宦官的谗言。
曹彬、刘廷让：宋初第一名将，怎么败得这么窝囊
曹彬这个名字，在宋代将领里，分量极重。
"宋良将第一"，这不是后人乱封的，是有底气的。北宋灭后蜀、平南唐、讨北汉，这几场定鼎天下的战役，曹彬都在。 尤其是灭南唐，他是主帅，打下江南，全程约束军纪，不妄杀一人，史书称之为古代统一战争的典范。
刘廷让同样是开国功臣，讨叛军、灭后蜀，秋毫无犯，战功不少。
然后到了公元986年，雍熙北伐，两人的名声被彻底砸碎了。
曹彬的岐沟关之战，过程有多窝囊，细看就知道。
开战之初进展顺利，但皇帝觉得曹彬走得太快，让他稍缓。曹彬就退兵补粮。皇帝又说，敌在前方，哪有退后补粮的道理？让他和米信会师，等潘美那边到位再合击。
等的时候，潘美那边进展顺利，曹彬手下的将领坐不住了：我们是主力，你看人家那边都打到哪儿了，我们窝在这里算什么？ 于是纷纷请战，曹彬顶不住压力，带着不足的粮草，仓促推进。
来来回回折腾了好几次，士气耗尽，粮草耗尽，锐气耗尽。辽军骑兵养精蓄锐，等的就是这一刻。
岐沟关，骑兵一冲，曹彬军溃败，损失惨重。
刘廷让的君子馆之战更惨。寒冬腊月，宋军将士冻得连弓弩都拉不开。 辽军把刘廷让重重包围，他等的后援，李继隆，拍拍屁股，自己跑了。
刘廷让一军，几乎全没了。数万将士，死在君子馆。
这两场仗，加上宋太宗之前亲征幽州的惨败，合称宋辽战争"三大战役"。三仗全输，北宋从此再没有拿回过对辽战争的主动权。
后来签了澶渊之盟，每年给辽国送钱送绢，延续了一百多年。
曹彬和刘廷让，在历史评价里，从此变成了能力不足的将领。尽管宋廷始终给他们保留了荣誉地位，但后世真正记住的，是岐沟关和君子馆，是那两场窝囊的溃败。
有没有人替他们说话？有。史家指出，北宋以步兵对抗辽国骑兵，在战略上本来就处于劣势；天子的越级指挥、粮草保障的失当，才是这两场败仗真正的根源。
但这些话，写在书里，没有写进大众的记忆里。
历史的偏见：最后一幕，凭什么定全局？
说完这几个人，有一件事值得想一想。
为什么人们总是用最后一场失败去定义一个将军的一生？
答案很简单，因为最后的形象最容易被记住。
中国传统史学有一个传统，叫"盖棺定论"。史书的写法，往往是把最关键的事件放在最显眼的位置，而一个人生命里最后的高光或最后的崩塌，天然就是最显眼的位置。
《三国志》里，于禁的传记，前面写了他几十年的战功，后面一句"禁遂降"，盖过了所有。
演义和戏曲更不客气。《三国演义》里的于禁，是那个在洪水中狼狈求饶的懦将；《长安三万里》里的哥舒翰，背负着投降的污名出现。 文学的力量，比正史更能塑造大众记忆，而文学需要反派，需要对比，需要把某个人推到最低处，来衬托另一个人的崇高。
于是于禁衬托了庞德，哥舒翰衬托了高仙芝，历史的复杂性就这么被简化掉了。
但真实的情况是——于禁的投降，发生在汉水灭顶、三万士兵命悬一线的时刻，他到底是贪生怕死，还是以主帅身份为全军负责，历史没有给他辩白的机会。
高仙芝和封常清守潼关的判断，后来被哥舒翰证明是正确的，但他们死于宦官的一句谗言，死于皇帝的一纸诏书，和战场上的能力无关。
哥舒翰走出潼关那一刻，已经是一个中风的病人，他知道出去是死，但不出去也是死，选择前者至少还有一线活路。
曹彬和刘廷让，败仗的根源是皇帝越级指挥、队友临阵脱逃，但最后挂在他们名字上的，是"岐沟关之败"和"君子馆之败"。
历史从来不公平，但公平的评价，是我们可以做到的事。
一个人打了一辈子胜仗，最后一战败了，不代表他此前的胜利有水分，也不代表他是个平庸的将领。战场上没有常胜将军，刀光剑影的世界，任何一次失败都可能是最后一次，不是因为他们不够强，而是因为战争本来就是这样残酷。
赢了最后一次的，被后人称为英雄。输了最后一次的，也不该就此被钉进耻辱柱。
他们同样值得被记住，被公正地记住。
历史写到这里，不是要为所有人翻案，而是想说一件更简单的事——评价一个人，要看他的全部，而不只是看他倒下去的那一刻。
这个道理，用来看历史上的将军，也用来看我们自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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